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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构建可持续海外营商环境

时间:2020-06-09 17:27来源:企业公民 作者:郭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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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洞察】系列直播讲座

 

构建可持续海外营商环境

 

郭毅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智库学术委员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企业营商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智库讲座直播与大家分享。我在智库中担任学术委员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很高兴能在这个平台上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天的主题是:构建可持续海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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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也观察到这些年来,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风险和麻烦。许多风险与传统性因汇率、地缘政治所引起的风险不同,经常表现在文化沟通上的差异所导致的风险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将其概括为“非传统性风险”。换句话说,即为中国人脑子里所思考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却在其他国家或者说在中国企业所投资的“一带一路”的地缘国与东道国的当地民众的思维相迥异。由于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冲突造成很多一带一路的项目遇到麻烦和问题,我们称之为非传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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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些与企业社会责任有何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是力求通过企业行动,实现企业外围利益相关方与内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和谐统一,成为一体化关系,这是企业社会责任原始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初衷之一。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和责任边界能否很好地融合发展,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职能与目标。在企业熟悉的营销环境中,企业是在本土长大的,如同一个孩子在家里长大,熟悉于自己家里的一草一木,周边的环境以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俗都了如指掌。如果去朋友家做客,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别人可能有自己的忌讳与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因此,跨文化运营的企业如果变更自身与外围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文化、民族、宗教关系差异性较明显的“一带一路”营商环境中,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会表现为非常突出的“显问题”,通过社会责任建构可持续海外营商环境则成为一个直接影响企业运营和绩效。这就是我们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智库里选讲海外营商环境构建、海外可持续发展议题的重要原因。

 

对于全球化,我们似乎并不陌生。第一代全球化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一类国家所主导的;第二代的全球化,是英国和法国所主导的;以及第三代的全球化,是美国、日本所主导的。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踩对了全球化的节奏。但在中国参与的新一轮的全球化中,中国慢慢的走向全球中心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种反全球化的逆流,例如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等。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中也能感知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中社区、民众、其利益相关方和供应链合作伙伴,对中国的企业态度并不像我们当时对待别的国家来中国投资的企业给予超国民的优待,反而对中国来的企业抱有一种警惕戒备的心理了。民粹主义可能是我们在国外遇到反全球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潮。

 

 

如何理解民粹主义?如何理解中国科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与海外营商环境之间不同利益相关方方面,尤其在国家、民族、宗教、习俗、社区等方面的问题与冲突?这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也是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目标更加精准的内在要求。

 

所以今天重点讲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民众所焦虑的问题是否相吻合,两者之间在认知上的差异到底在哪里。这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推进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运用企业社会责任打造出和谐的利益相关方关系,能够把事业做好,真正构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即为我今天分享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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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和大家分享“设”。这么多年来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在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范围内,都认为“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皆为褒义词,是在科技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命题。但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首先从中国人的认识观念考虑,中国人的认知观念包含儒家文化。孟子曾讲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说人与人之间存在价值上、道德上的,共同的、先验式的认知,人与人之间对相同事务的理解相近。“心”分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和恭敬之心,因此,人们之间是可沟通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在价值观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同时大家都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统一原则,建构起从自己内心的道德外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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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社会快速的发展,在跨文化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知受到很大的挑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如此?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社会的治理在现代的社会中受到了冲击。以一个“鬼”故事说明,南方人有一个习俗,在清明节回到老家来给祖宗上坟。我老家在福建北部的一个小城镇里,祖祖辈辈在小山村里生活了700多年。我很清楚祖宗十代祖坟的位置。去年清明我回老家扫时,突发奇想,如果使生活时间有300多年差距的所有祖宗复活聚在一起开会,他们之间能否愉快的聊天沟通?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即使相隔有300多年,但在生活经历基本上一致。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经营着传统的农耕生活,都秉承着传统儒家的伦理与宗族文化,也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相同的生活经历是可以使他们之间顺利沟通。而在我们现阶段社会里,我父亲、我和我的小侄女三代人却很难找到相同的话题,因为我们三代人的生活几乎完全不一样。比如,爷爷辈经历了战争与死亡;父亲那一代经历过饥饿;我这一代有贫穷的经历;而孩子一代却根本没有任何上述的经历。生活经历的不同带来观念的巨变。如果几千年的儒家思想能够把社会观念实现好的整合,是因为其生活方式紧密整合在一起互相之间来建构农耕文明。但是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太快,短短的几十年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的人,其生活经历却完全不同,导致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如找一个共同话题,变得很困难。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一定要认识到当地国家和地区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与中国经历不同的东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的民众并不像多数中国人那样有获得感。他们不认为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都是正能量或积极的福利。这是企业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挫折感,一种类似于掉下马的那种强烈的剥夺感与失落感。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须说明那些国家为什么和我们不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是可能产生的。

 

可以看出在现实生活不同变量的发展速度很快,比如这张图右下角显示,在我们的生活中技术的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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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手机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就会迭代,经济的发展也是很快的。但相反,平时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生活中人们头脑里的观念变换变量相对较慢,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撕裂、不匹配的焦虑感。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有些国家被裹挟而进入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通道。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存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快速的全球化对价值伦理和道德造成冲击时,他们会感到很痛苦和不适应,进而反对全球化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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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给大家几个小故事,前些年我与几个朋友在缅甸做了一些调研,内容是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时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当地停留的几天时间里只见到了半天的太阳,其余时间都在下雨。缅甸与中国接壤,地势北高南低,当时还发生了内涝,特殊的气候也使得当地老百姓都以穿拖鞋为主。在缅甸还经常碰到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停电现象,图中最右侧的绿色大箱子是发电机,当地有实力的企业或公司都备有这样大型发电设备。所以该国有三个特点:雨量大、常有内涝、经常停电。针对这种国情特点,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决:缅甸北高南低利于建造大型水电站,既可以解决电力能源问题,又可以解决内涝问题。因此我国与缅甸在2013年签署了一项国家协议,帮助该国建造大型水电站,即著名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在我当时调研期间,看到密松水电站开工伊始,受到当地的民众、社区、环保等组织的阻挠,理由是影响了当地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而且当地的宗教组织也提出水电站会影响或破坏其宗教文化发源地等等不一而足的理由。中国企业做出了很多努力也无法平息当地民众阻挠抗议的行为。以至于中国企业投资几十亿元后,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基本上面临失败。当地的负责人和我讲述这个情况时,我很不理解:这个国家有60%左右的人口得不到电力供应,还何谈工业化?他们对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没有任何概念。对于建立水电站解决用电问题,当地民众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地抵制和抗议?当时与当地一位大学教授沟通交流时,她解释,缅甸是一个小乘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她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里都需要经受苦难,这是修炼成佛的必经阶段,她说目前经受的苦难都是老天或佛祖为缅甸老百姓安排的一个成佛的捷径。中国人来把生活变好了,会阻碍我们的修炼过程。并且她认为中国人一心只顾发展经济,而从不考虑后世灵魂的安置,中国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是她所无法认可的。这番话使我认识到两国间事物认知与文化的巨大差异。

 

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并不在乎经济上的发展,而更在乎超越经济以外的宗教、文化等价值观念,而中国以经济逻辑和他们交流,会不可避免的遇到价值观上的冲突。

 

又如,印度尼西亚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人们一般认为和当地女性打交道尤其要注意。但我在印尼听课时,发现教室里几乎都是女生,而且她们并没有像我印象当中的那样保守,反而很主动热情。我后来咨询学校,校长解释说印尼传统女性是很保守,而年轻女孩子比较外向,她们每人手里都有手机,可以通过现代的信息交流手段与其他国家的人进行无缝的沟通。如果学生家长了解到家里的女孩子和外国男性如此接触,必定产生严重的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是由于信息化、技术进步、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重的冲击。因此老一代的伊斯兰教信徒会秉持反全球化的情绪,抵制全球化、技术的进步和中国的投资建设。对于宗教观念比较淡漠的中国人,这即为跨文化的差异。如不能正确理解这种差异,必将为当地中国企业的投资和运营带来问题和麻烦。

 

以上分享的都是全球化为本土文化带来的影响、冲击和干预。全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独立带来的冲击,也是如此。通过这张图同样可以看到有些变量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实生活中技术进步,经济发展都是属于快变量,而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体。由于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会遇到冲击,而冲击会带来经济领域里的焦虑,与之前所讲的宗教或文化差异带来的焦虑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会带来抵制全球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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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柬埔寨的例子分析全球化对于产业冲击的影响。柬埔寨当前的劳动力成本很低,当地成年男子的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劳动力成本低廉即经济学里所谓的“比较优势”。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成为劳动力成本比较昂贵的国家,而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还是比较低廉,因此对于产生污染等方面的企业,中国开始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比如纺织业。而柬埔寨约60%的产业都和纺织业相关,而其出口创汇的产品95%都是纺织品,由此国家产业迅速走向了单一化,从而造成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依赖。

 

柬埔寨投资依赖中国,其产品外销依赖于欧美市场,其欧美市场也对其有免关税政策。但现阶段中美之间的矛盾对抗,使得美国有可能对其加收关税,从而使其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面临严重冲击和挑战。而中国的纺织业已基本实现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与标准化的量产,从而使其边际成本非常低。单比中国和柬埔寨两国的劳动力成本,前者是后者的五倍。但中国以自动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使得每人的成本只有柬埔寨的五分之一,这样造成了柬埔寨纺织业向中国的回流。产业的单一化使得其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产业自主性受到巨大的挑战,这一切使得柬埔寨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尴尬局面。柬埔寨从政府官员到人民对于这种危机表达出不仅是失望,而是绝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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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的产业分工里,不同国家的角色也不同。当年东亚地区是以日本为龙头分梯度的产业分工,称为“雁阵模式”。一些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比如一台笔记本电脑,如芯片、液晶面板的制造业被日本牢牢的控制,而中低端的部件是交由包括中国的东南亚地区生产,这就是产业的内部分工。而柬埔寨恰恰是被分配到产业分工的低端,特点是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附加值,而这一切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的代价,而赚取的仅是价值链环节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大幅增加了当地国民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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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所著的《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一条理论,当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时是很难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与自主性的。如果一个国家任何方面的产业都做,意味着什么都做不好,而一旦融入全球化,其产业安全被全球化所抛弃的危机,来自于全球化产业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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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过程中会产生民粹主义,其表现有几方面。第一,在全球化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大众在观念和认知上是不同的。他们可能更在乎环境保护、女权运动、传统的生活方式或宗教信仰。当全球化进程中如果给他们带来这方面的冲击,会产生不安或焦虑感,继而会有反全球化的情绪。全球化并没有为他们国家、民族或地区带来获得感、充实感,反而有剥夺感,体现对全球化的不满,片面化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一种极端化、民主化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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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失业工人、女权主义者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多元化还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与中国很不一样的机理和逻辑,不同的群体朝不同的方向用力,无法形成一个合力,整个国家会有撕裂的感觉,不能做较大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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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工程需要多方利益相关方相互沟通协作时,多元化的国家就会面临利益相关方群体协同之间存在相互交流的困难,相互会保持一种警惕的心理。而且这些国家从殖民时代就形成了强社会弱政府的状态,也给民粹主义盛行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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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来说,基础工程的建设是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前的重要环节。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中,较好的平衡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市场与政府、对外开放与保持国家经济安全产业独立链的关系。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平台上的,比如网上购物非常方便。我们在享受便利的网购交易时,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支撑着便捷的交易模式,我们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系列基础设施之上的,而这些基础设施是我国的国有经济投入的。或许国有经济在某单一项目上是失败的、亏损的、无效益的,但它能平衡好短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这即为中国体制上的特点。

 

但中国成功的逻辑不能简单的复制到一带一路覆盖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里。例如,中国人没有明显的宗教意识,我们不能理解其他国家的宗教人士受到现代化冲击时产生的那种焦虑与不安感。再者,中国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仅仅一个山东省就覆盖了联合国对产业分类的41大类,151个中类、515小类中所有的分类,这样就形成了内循环体系。而其他许多国家只能形成一个产业或产业里的一个环节,不得不依赖于国际市场。这就有可能与国外当地人合作交流时引起冲突和矛盾,中国企业需给予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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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后所秉持的话语体系是以“经济”的逻辑打天下,从自己成功的生活中总结经验默认为天经地义的价值原则。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许多政府官员在走出去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时,其话语体系并没有调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中。比如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17项目标为调研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问卷调查。多数企业对调查的反馈是“负责任的生产和消费、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等,大都是与经营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经济指标。但对诸如“性别平等、气候行动、正义和强大的机构、水下生物保护”等和企业经营不直接相关,但与当地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紧密联系的宏大命题,关注很少。这就意味着这些企业只是把当地国家当成一种经济交往对象,当作市场,而不是当成“家园”来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更需强调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他国的焦虑所在,尊重对方文化和“家园”的可续性发展诉求。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逻辑,更强调了并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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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合国提出SDG目标时,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出台相关国别行动方案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更强调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社会文化逻辑并行,慢变量和快变量并行,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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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企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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